
眼见汉朝的灭亡已是迫在眉睫,宗室重臣刘焉向汉灵帝上奏,建议重启州牧制度,选择那些声誉高、政绩突出的重臣担任州牧,以安定四方,稳定局势。表面上说是为了朝廷的安危,实际上却是刘焉借此机会脱离中央,自己成了地方上的一方霸主。汉灵帝设立的三位州牧中,除了益州牧刘焉和幽州牧刘虞,豫州牧由黄琬担任。他以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清正廉洁的形象,为当时的政界树立了榜样。然而,正直如他,如何能扭转大汉的危局呢?
一、名士之后,不堕先贤
提起黄琬的家世,虽然比不上“四世三公”的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的赫赫声威,但也毫不逊色。黄琬的曾祖父黄香年少时便才名远扬,名号“天下无双,江夏黄香”广为人知,曾任尚书令。黄琬的祖父黄琼更是仕途辉煌,历任司空、太仆、司徒、太尉等重要职务,且敢于与当时权势滔天的大将军梁冀对抗,直言不讳,毫不阿谀权贵。黄琬的父亲虽早逝,但显然也具备出色的才能,若非命运多舛,他必定能大展拳脚。黄琬不仅继承了祖辈的聪慧与正直,还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志向,拒绝依靠关系走捷径。尽管年纪轻轻,黄琬便已展现出非凡的气度,他与祖父一样,因身体原因拒绝了朝廷的高官任命。当他面对时任司空的盛允,直言不讳地指出“蛮夷猾夏,责在司空”的言辞时,毫不顾忌对方的身份,愣是拂袖而去,未留半分情面。
展开剩余76%在朝廷任职后,黄琬渐渐晋升为五官中郎将。职务使他常常与各方人物接触,其中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关系——光禄勋陈蕃。陈蕃是东汉时期的名臣之一,与窦武、刘淑并称“三君”,他志向远大,坚信“大丈夫当扫除天下”。尽管朝政腐败,陈蕃始终坚守忠诚,敢于与外戚斗争,勇于与宦官抗衡,为了国家前途,不惜与权势为敌。在陈蕃的影响下,黄琬逐渐养成了清正、刚直的性格。他们两人共同推动改革,革除积弊,致力于从各地选拔那些真正有才干的官员,而不是单纯依赖门第出身和家族背景。在选拔官员时,二人坚持唯才是举,排除权贵的干扰,即便因此遭到诬陷,失去官职,他们依然坚定信念,毫不动摇。
二、党锢之祸,复起州牧
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名士李膺因“结党”而遭连累。李膺,时任司隶校尉,因斩杀了罪大恶极的野王县长张朔而招致宦官张让的报复。张朔虽是一个小官,但背后有张让撑腰,这位宦官手握权力,深得汉桓帝宠信,连汉灵帝都曾称他为“张常侍是我公”。正是由于张让的干预,汉桓帝下令逮捕了数百名政界名士,黄琬因一贯刚正不阿,也被诬陷为“朋党”,被禁锢在家中长达二十年。与此同时,黄琬的朋友陈蕃因屡次上书要求释放被捕的李膺和黄琬等人,也因“辟召不力”而被罢免职务。
光和七年(184年),东汉社会动荡不安,先是黄巾起义爆发,继而各地民众骚乱不断。此时,黄琬得以重新进入朝廷,历任青州刺史、少府、太仆等职。最终在中平五年(188年),他被任命为豫州牧。在豫州,黄琬拥有了军政大权,面临着农民起义的严峻局势。豫州作为东汉的腹地,战略地位重要,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波及整个帝国。而黄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投机取巧,而是以坚定的手段,平定了豫州境内的黄巾余党和盗贼群体,最终凭借显赫的政绩被赐封为关内侯。
三、只手难擎,以死报国
黄琬的忠诚和对汉室的奉献,世人皆知。当董卓以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之姿进京时,尽管黄琬预感到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多半是凶险的,但他依然选择放弃兵权,答应入朝担任司徒职务。董卓通过一系列的手段,杀戮权贵,笼络支持者。黄琬通过这一过程被提拔为太尉,封阳泉乡侯。尽管黄琬心知肚明,董卓的暴政迟早会危及整个国家,但他依然选择忠于国家,维护大汉的名义。初平元年(190年),关东义军起义,董卓计划迁都长安,黄琬与司徒杨彪强烈反对,然而董卓依旧执意前行。黄琬在退朝后继续据理力争,直言“岂宜妄有迁动,以亏四海之望”,尽管大家都预感到董卓可能因怒杀掉黄琬,但他丝毫不畏。
最终,黄琬因劝谏无果而被免职,但很快又复职为光禄大夫。进入长安后,董卓任命他为司隶校尉。面对董卓及其党羽在迁都过程中实施的暴行——“悉烧宫庙官府居家,二百里内无复孑遗”——黄琬不再对恢复职务抱有任何期待。尽管害怕董卓的兵力,他依然参与了与王允等人策划的反董大计,最终成功地将董卓除去。然权力的更迭往往瞬息万变,董卓死后,权力争斗依旧不断,王允与吕布反目,李傕、郭汜等人迅速进攻长安,黄琬在这场宫廷权斗中不幸身亡,年仅五十二岁。
作为汉灵帝设立的三位州牧之一,黄琬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做出违背道德的选择。黄琬仕于桓、灵二帝,亲眼见证了汉朝的衰亡。虽有心扶起大汉的摇摇欲坠,却无力改变国家命运。在他之前,还有如李膺、陈蕃等更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,他们同样未能唤醒那两个不愿觉醒的帝王。黄琬只能在有限的权力内尽力修饰“太平”,最终死于乱世之手。人们记得他:“嶷然鼎辅,克壮其猷,诛除元恶,以死报国,不负汉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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