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见汉朝的灭亡已是迫在眉睫，宗室重臣刘焉向汉灵帝上奏，建议重启州牧制度，选择那些声誉高、政绩突出的重臣担任州牧，以安定四方，稳定局势。表面上说是为了朝廷的安危，实际上却是刘焉借此机会脱离中央，自己成了地方上的一方霸主。汉灵帝设立的三位州牧中，除了益州牧刘焉和幽州牧刘虞，豫州牧由黄琬担任。他以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清正廉洁的形象，为当时的政界树立了榜样。然而，正直如他，如何能扭转大汉的危局呢？
一、名士之后，不堕先贤
提起黄琬的家世，虽然比不上“四世三公”的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的赫赫声威，但也毫不逊色。黄琬的曾祖父黄香年少时便才名远扬，名号“天下无双，江夏黄香”广为人知，曾任尚书令。黄琬的祖父黄琼更是仕途辉煌，历任司空、太仆、司徒、太尉等重要职务，且敢于与当时权势滔天的大将军梁冀对抗，直言不讳，毫不阿谀权贵。黄琬的父亲虽早逝，但显然也具备出色的才能，若非命运多舛，他必定能大展拳脚。黄琬不仅继承了祖辈的聪慧与正直，还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志向，拒绝依靠关系走捷径。尽管年纪轻轻，黄琬便已展现出非凡的气度，他与祖父一样，因身体原因拒绝了朝廷的高官任命。当他面对时任司空的盛允，直言不讳地指出“蛮夷猾夏，责在司空”的言辞时，毫不顾忌对方的身份，愣是拂袖而去，未留半分情面。
展开剩余76%在朝廷任职后，黄琬渐渐晋升为五官中郎将。职务使他常常与各方人物接触，其中有一位特别的朋友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关系——光禄勋陈蕃。陈蕃是东汉时期的名臣之一，与窦武、刘淑并称“三君”，他志向远大，坚信“大丈夫当扫除天下”。尽管朝政腐败，陈蕃始终坚守忠诚，敢于与外戚斗争，勇于与宦官抗衡，为了国家前途，不惜与权势为敌。在陈蕃的影响下，黄琬逐渐养成了清正、刚直的性格。他们两人共同推动改革，革除积弊，致力于从各地选拔那些真正有才干的官员，而不是单纯依赖门第出身和家族背景。在选拔官员时，二人坚持唯才是举，排除权贵的干扰，即便因此遭到诬陷，失去官职，他们依然坚定信念，毫不动摇。
二、党锢之祸，复起州牧
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名士李膺因“结党”而遭连累。李膺，时任司隶校尉，因斩杀了罪大恶极的野王县长张朔而招致宦官张让的报复。张朔虽是一个小官，但背后有张让撑腰，这位宦官手握权力，深得汉桓帝宠信，连汉灵帝都曾称他为“张常侍是我公”。正是由于张让的干预，汉桓帝下令逮捕了数百名政界名士，黄琬因一贯刚正不阿，也被诬陷为“朋党”，被禁锢在家中长达二十年。与此同时，黄琬的朋友陈蕃因屡次上书要求释放被捕的李膺和黄琬等人，也因“辟召不力”而被罢免职务。
光和七年（184年），东汉社会动荡不安，先是黄巾起义爆发，继而各地民众骚乱不断。此时，黄琬得以重新进入朝廷，历任青州刺史、少府、太仆等职。最终在中平五年（188年），他被任命为豫州牧。在豫州，黄琬拥有了军政大权，面临着农民起义的严峻局势。豫州作为东汉的腹地，战略地位重要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波及整个帝国。而黄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投机取巧，而是以坚定的手段，平定了豫州境内的黄巾余党和盗贼群体，最终凭借显赫的政绩被赐封为关内侯。
三、只手难擎，以死报国
黄琬的忠诚和对汉室的奉献，世人皆知。当董卓以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之姿进京时，尽管黄琬预感到这场权力斗争的结局多半是凶险的，但他依然选择放弃兵权，答应入朝担任司徒职务。董卓通过一系列的手段，杀戮权贵，笼络支持者。黄琬通过这一过程被提拔为太尉，封阳泉乡侯。尽管黄琬心知肚明，董卓的暴政迟早会危及整个国家，但他依然选择忠于国家，维护大汉的名义。初平元年（190年），关东义军起义，董卓计划迁都长安，黄琬与司徒杨彪强烈反对，然而董卓依旧执意前行。黄琬在退朝后继续据理力争，直言“岂宜妄有迁动，以亏四海之望”，尽管大家都预感到董卓可能因怒杀掉黄琬，但他丝毫不畏。
最终，黄琬因劝谏无果而被免职，但很快又复职为光禄大夫。进入长安后，董卓任命他为司隶校尉。面对董卓及其党羽在迁都过程中实施的暴行——“悉烧宫庙官府居家，二百里内无复孑遗”——黄琬不再对恢复职务抱有任何期待。尽管害怕董卓的兵力，他依然参与了与王允等人策划的反董大计，最终成功地将董卓除去。然权力的更迭往往瞬息万变，董卓死后，权力争斗依旧不断，王允与吕布反目，李傕、郭汜等人迅速进攻长安，黄琬在这场宫廷权斗中不幸身亡，年仅五十二岁。
作为汉灵帝设立的三位州牧之一，黄琬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做出违背道德的选择。黄琬仕于桓、灵二帝，亲眼见证了汉朝的衰亡。虽有心扶起大汉的摇摇欲坠，却无力改变国家命运。在他之前，还有如李膺、陈蕃等更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，他们同样未能唤醒那两个不愿觉醒的帝王。黄琬只能在有限的权力内尽力修饰“太平”，最终死于乱世之手。人们记得他：“嶷然鼎辅，克壮其猷，诛除元恶，以死报国，不负汉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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